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达尔文虽身为进化论之父，为人类对遗传学带来革命性改变，但达尔文本身却未能超脱遗传的摆布，他的家族更遭遇遗传的“诅咒”。由于奉行近亲结合，达尔文的10个小孩中有3个于童年夭折，3个结婚多年却终生未生育。达尔文家族的62名后人中，38人没有孩子，以致这个显赫的家族日渐式微。 1838年，29岁的达尔文向他的表姐，聪明美貌、富有修养的爱玛·韦奇伍德求婚，两人结为伉俪，婚姻幸福。 然而这个家族的后代被不幸所笼罩。从1839年到1858年，达尔文和爱玛一共育有十个子女，3人幼年夭折。其中，达尔文最宠爱的长女安妮在十岁时因患肺结核死亡，安妮去世前的一个月里，达尔文彻夜守护在她的床边，眼睁睁地看着女儿在自己的怀抱里去世，后来，这位生物学家在书中写道，“整个家庭因此失去了欢乐”。 安妮的妹妹玛丽出生后23天便夭折，她的弟弟查尔斯一岁半时感染了猩红热而去世。活下来的孩子大多体弱多病，其中三名子女在婚后多年不育。 经过整理家族谱系，人们发现，在达尔文家族的62名后人中，38人无法生育，以致这个显赫的家族日渐式微。 近亲结婚成悲剧根源 5月3日，美国《生物科学》杂志刊登了美国和西班牙研究者的一项发现：家族谱系中频繁的近亲结婚行为是导致达尔文家族悲剧的根源。 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动物学家蒂姆·贝拉和圣地亚哥德康波斯特拉大学研究员贡萨洛·阿尔瓦雷斯、弗朗西斯科·塞瓦略斯查看了达尔文及其妻子韦奇伍德家族的族谱，比照了两个家族4代人、25个核心家庭的176名成员。 家族溯源发现，达尔文的外祖父和外祖母都姓韦奇伍德，属三代旁系血亲。达尔文的母亲原姓韦奇伍德，嫁给了达尔文家族，而达尔文本人又娶了韦奇伍德族人、他的嫡亲表姐爱玛为妻。研究人员将达尔文—韦奇伍德家族的联系输入一个特制的电脑程序，计算出两人的“近亲系数”为0.063。也就是说，达尔文的孩子从父母身上继承的基因中，有6.3%的基因是相同的，这些孩子都属于“中等级别近亲结婚的产物”。 从现代遗传学的角度来看，子女基因的一半来自于父亲，另一半来自于母亲。某些遗传性疾病的致病基因呈隐性，如果双亲中只有一方带有这种隐性基因，那么这种致病基因在其后代身上也可能呈隐性。但如果父母双方都带有这种隐性基因时，致病基因在后代身上则会转为显性。因此，“近亲系数”越高，孩子继承显性致病基因的几率就越高，因为他们没有来自父母某一方的良性基因的弥补。因此，血缘相近男女生育的后代出现遗传性疾病的几率更高，对于疾病的免疫力更低。 因此，近亲联姻很可能是达尔文家族后代孱弱的一个主要原因，他的家庭里孩子的死亡率为30%，比当时平均儿童夭折率高了两倍。 达尔文对悲剧早有预感 达尔文本人对此也有察觉，事实上，他在生物学研究中已经发现，那些杂交植物的后代，相对于非杂交植物的后代，基因更加优越，更健康、更具有活力。达尔文家族的现状，似乎从反面佐证了达尔文自己的发现。 在研究植物的生物进化过程时达尔文发现，异花授粉的个体同自花授粉的个体相比，结出的果实又大又多，而自花授粉的个体非常容易被大自然淘汰。 研究者的报告说，达尔文意识到近亲结婚的弊端，怀疑正是自己与妻子的血缘关系导致后代的悲剧。“查尔斯·达尔文记录了无数个植物同系繁殖的恶果，这使得他开始担忧自己和自己孩子的健康问题。”蒂姆·贝拉博士说。 在达尔文生活的19世纪，富裕家族堂表亲联姻并不罕见。据统计，当时英国有百分之十的人口都是近亲联姻，这种结合背后的主要动机是维护家族产业、维持家族的影响力。不过，当时的人们已开始察觉，“近亲结婚会造成后代天生聋哑或失明”。1870年，达尔文写信给他的邻居、英国议员约翰·鲁博克，建议在第二年的全国人口普查中，调查第一代和第二代近亲结婚的人口状况，以研究家族间频繁近亲结婚对后代成员健康状况的影响，但是这个要求被拒绝。 达尔文本人的健康状况也非常糟糕，他患有严重的消化系统疾病，还患有一种古怪的皮肤病，使得他刮胡子时疼痛难忍，这也是他留着特点鲜明的长胡须的原因。但贝拉博士认为，达尔文的问题与近亲联姻无关，一种解释是，达尔文在环球考察的过程中，在阿根廷被当地一种寄生虫叮咬而染上这些疾病，另一种解释是心理学因素——想到自己的理论会让妻子爱玛、以及维多利亚时代频繁近亲联姻的民众感到沮丧，达尔文心中不安，反应为身体的古怪毛病。 |
